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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杰文斯悖论”及公共政策取向

新能源汽车“杰文斯悖论”及公共政策取向

卢愿清

(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4)

: 新能源汽车替代传统汽车的未来已经清晰可见,新能源汽车“杰文斯悖论”将相随而至。新能源汽车技术进步的同时带来了道路极限、空间争夺、交通挥霍等公共挑战。面对这些挑战,未来新能源汽车公共政策需要基于自由、权利与幸福的伦理重新进行设计。人人到达的自由与公平将成为未来交通设计的价值基础。限制新能源汽车规模,扩张新能源公共交通,重拾人类幸福出行的初心,将成为新能源汽车时代的公共政策取向。

关键词: 新能源汽车; 杰文斯悖论; 环境保护; 公共交通政策; 共享交通

一、新能源汽车会遇到“杰文斯悖论”吗

1.“杰文斯悖论”

“杰文斯悖论”是指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三者之间的矛盾与悖论,杰文斯认为技术进步虽然可以提高煤炭等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但效率的提高会反过来刺激生产规模的扩张,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将不减反增。他甚至不无讽刺地认为通过技术进步减少资源消耗的想法纯粹是“胡思乱想”。杰文斯提到,“每一次蒸汽机的成功改进都进一步加速了煤炭的消费,煤炭利用的效率越高,越经济,都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煤炭需求的增长”[1]。

“杰文斯悖论”是人们对环境保护路径的一种担忧,也是对技术乐观主义的否定与反思。人类对于环境保护与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担心已经成为共识,但对于如何实现资源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却存在着较大分歧。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沉迷于技术进步带来的巨大变革,对未来发展充满了乐观想象。经济增长极限的阴影似乎已经被技术进步的飓风吹散,人类对于未来充满了光明的想象与期待[2]。人们之所以迅速拥抱技术进步的魔杖,是因为技术进步这种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技术化解决路径“仅需改进自然科学的技巧方面,而无须变革社会价值观或道德观念”。但技术进步真的能够彻底解决资源有限的问题吗? 提高传统能源的使用效率或者提供可替代的新能源真的可以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根本解决之道吗? 杰文斯很早就指出,单纯依靠技术进步的力量,虽然可以降低单位产品的能源消耗量,但生产者追逐利润的欲望会使他们生产更多的产品,受惠于能源消耗降低而导致的产品价格下降,消费者的贪婪与挥霍的欲望也促使他们消费更多的产品。产品绝对数量增加对能源的消耗抵消了能源效率上升的作用,技术进步的魔力冰消雪释、荡然无存。杰文斯悖论提醒人们,资源极限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靠技术进步,人类贪婪自私的消费模式也需要发生彻底变革。

2.能源消费中的“杰文斯悖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的能源效率得到了显著提高。由于中国能源生产与消费均存在缺口且不断增大,对外依存度不断提升,中国近年来一直重视节约能源及提高能源效率,并将之上升为基本国策,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公共机构节能条例》《民用建筑节能条例》《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也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单位 GDP 能耗急剧降低。万元 GDP 能源消费量从 1990 年的 5.23 吨标准煤下降到 2015 年的2.12吨标准煤。其中,万元 GDP 煤炭消费量从3.99吨标准煤下降到 1.36 吨标准煤,万元 GDP 石油消费量由0.87吨标准煤下降到 0.38 吨标准煤,万元GDP 电力消费量由 0. 27 吨标准煤下降到 0. 25 吨标准煤( 以上数据均基于 1990 年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重新进行折算)[3]。

但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能源消费的总量从1990 年的 98 703 万吨标准煤飙升至 2015 年的430 000万吨标准煤,其中,煤炭消费的总量由 1990年的 75 212 万吨标准煤上升至 2015 年的 275 200万吨标准煤,石油消费的总量由 1990 年的 16 385万吨标准煤上升至 2015 年的 77 830 万吨标准煤,电力消费的总量由 1990 年的 5 034 万吨标准煤上升至 2015 年的 51 600 万吨标准煤。一系列数据表明,尽管中国从 1990 年到 2015 年 25 年间的能源效率持续提升,但这种能源效率的进步与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加同步进行,能源效率提升所节约的能源远远无法抵消生产规模扩大等因素带来的能源消费总量的急剧上升。这些数据从总体上印证了中国能源消费的“杰文斯悖论”,那就是,单靠技术进步无力化解能源消费总量日剧攀升的严峻挑战,如果人们的理念没有根本变革,发展的可持续性依然危机重重。

3.燃油汽车能源消费中存在的“杰文斯悖论”

在能源消费的汽车领域,传统汽车燃油效率的提升也未能抵挡汽车拥有量膨胀带来的能源紧张与焦虑。为了降低排放、节约能源,中国政府早在 2004 年便对汽车的燃油效率作出规定,提出了分阶段、分质量段的限值要求,对第一、第二阶段的燃油效率限值有了明确的规定,第一阶段限值标准在 2006 年执行,第二阶段限值标准在 2009 年执行。2010 年,中国工信部公布了《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及指标( 第三阶段) 》,限定 2015 年全部执行。2014 年,中国正式发布的《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及指标》对第四阶段的限值目标也作了明确规定,要求燃料消耗量在 2020 年达到 5L/100km。从 2006 年至 2014 年,不到 10 年的时间,中国政府对汽车燃油效率作出了三次强制性限定,第四阶段的任务也要求在 2020 年前完成,中国政府对汽车节能减排工作的决心之大、效率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遗憾的是,汽车数量的暴涨再一次给能源消费敲响了警钟,汽车对石油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民众收入得以持续增加; 汽车工业的急速繁荣,也为汽车价格下降奠定了基础; 从 1990 年到 2015 年 25 年间,尤其是 2010年以后,中 国 私 人 汽 车 拥 有 数 量 爆 炸 式 增 长。1990 年中国私人汽车拥有量为 81. 62 万辆,2000年为 625 万辆,2010 年为 5 939 万辆,2015 年达到了惊人的 14 099 万辆[3]。根据工信部的数据,当前汽车的汽柴油消费已经占到全国汽柴油消费的55%左右,每年新增汽车所消耗的石油占当年新增石油消费量的 70%以上。中国传统汽车发展的历史再一次向政策制定者显现了生产规模与消费欲望对能源消费总量的冲击,也再一次提醒管理者,离开理念变革与制度创新,仅仅依靠技术进步便能解决能源危机的愿望只能是镜花水月。

4.新能源汽车无法避免的“杰文斯悖论”

新能源汽车不是不耗能的汽车,它仅仅是采用了非常规车用燃料作为动力来源而已。一般而言,新能源汽车会对车辆的动力控制和驱动进行技术升级,以适应新型能源的要求。以新能源汽车来缓解能源危机是典型的技术化解决路径。可以笃定的是,单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新能源汽车单位产品能源消耗的下降无疑是令人振奋的,但新能源汽车技术进步仍然无法改变资源总量有限的事实。尽管当前新能源汽车在中国的销售份额较低,现在就讨论新能源汽车的“杰文斯悖论”似乎有些为时过早,但公共政策的研究恰恰需要未雨绸缪,及早预知。新能源汽车逐渐取代传统燃油汽车已经成为业界共识,世界各国也在坚定推进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可以预见,随着新能源汽车技术日趋成熟,生产成本日益降低,再加上新能源汽车能源消费成本的剧降,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必将与日俱增。

新能源汽车生产规模的扩张,将对能源消费产生两个必然结果。一方面,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急剧攀升将会削弱甚至吞噬新能源技术带来的汽车能源消费总量消减的成果; 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增长将会带来替代能源消费的急剧增加。新能源汽车目前使用的替代燃料主要为电、燃料电池、氢能源动力、太阳能等。无论何种替代燃料,都存在能源上限的问题: 地球上不可能存在着无限的电力,电池的生产制造也需耗费诸多资源,氢能源、太阳能看似无穷无尽,但氢能源与太阳能的设备生产所需的资源却依然庞大,甚至会带来巨大的污染问题。简言之,尽管新能源汽车使用了非常规的新型车用燃料,可以减少甚至不再使用化石能源,但它却必然带来其他替代能源消费量的剧增。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进步无法阻拦增长极限的脚步,资源枯竭的未来依然阴影重重。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与普及,新能源汽车将会成为汽车社会的主流,它的身份也将自然而然地由所谓的“新能源”转变为“传统能源”,汽车能源消费问题依然将会是新能源汽车发展未来无法回避的现实。

二、新能源汽车“杰文斯悖论”蕴含的公共挑战

1.新能源汽车技术进步催化了道路极限到来

新能源汽车无法摆脱私人轿车交通工具的固有特点,它完全继承了私人轿车“自我便利”与“公共低效”的矛盾。作为利己目的的交通工具,私人汽车拥有移动快捷、使用便利、时间节约等诸多好处,正因为私人汽车得天独厚的优势,全球各国的私人汽车都曾在一段时间内急剧膨胀,成为民众出行的重要手段。但私人汽车利己的便利性与政府所追求的交通公共效率并不一致。个人流畅出行的目标反过来却形成了交通拥堵的结果,交通的总体效率下降,成本上升。以轿车为主的交通模式一度让纽约、东京、巴黎等大城市沦为“堵城”。2000 年以后,由于轿车数量的急剧增加,中国各城市的拥堵也开始成为重要问题。除了北京、深圳、广州等大城市存在严重的拥堵之外,济南、哈尔滨、重庆、贵阳、昆明等城市也陷入堵车泥潭。为了解决堵车问题,一些城市开始大兴土木,修建道路,以期缓解拥堵,但恰恰是这种缓解拥堵的交通工程让城市的拥堵变本加厉。更让人沮丧的是,民众以为修好的道路可以让交通变得通畅,但几乎无有例外的,这些新建的道路会被新增的汽车重新占据,“拥堵一直都在,但畅通永远在远方”。“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这种摊大饼式的城市交通建设,根本无法解决交通拥堵的难题。

新能源汽车技术成熟的过程也是考验城市道路极限的过程。新能源汽车技术逐步走向成熟并取代传统燃油汽车需要一个过渡阶段。受制于新能源汽车过渡阶段的技术限制,这一阶段的汽车数量将会不降反升: 一是随着新能源汽车技术的进步,单位购买成本与使用成本日趋下降,进而导致新能源汽车销量增加。随着新能源汽车技术的进步、规模效应的逐渐显现以及政府对新能源汽车的支持性政策的实施,新能源汽车的购买成本将会明显下探,而新能源汽车替代燃料成本低廉的特点将进一步节约公众的使用成本。二是新能源汽车技术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对传统燃油汽车的“不完全替代”问题,即一个家庭需要同时拥有燃油汽车与新能源汽车,这也将导致车辆数量的进一步增加。新能源汽车发展过程中受限于技术发展水平,尚存在行驶里程较短、燃料补充不便等明显短板。新能源汽车短途交通的成本优势极为明显,但家庭长途旅行在一段时间内依然需要依赖传统燃油汽车,这将促使家庭购买更多的汽车[4]。遗憾的是,当前城市大规模道路建设的空间愈发稀缺,开建新的道路解决交通拥堵已经不太现实。同时,诸多国家的历史经验也证明,用兴建道路的办法来解决交通拥堵基本是不可能的。可以确定的是,新能源汽车能够降低单位汽车产品的能耗,也能够通过开发替代性燃料节约化石能源,能源极限也会因新能源汽车技术而得以缓解。但一个悲哀的事实是,也许新能源汽车技术能够缓解能源危机,但在能源极限到来之前,道路的极限便已经提前来临。

2.不同群体自由交通权利冲突愈发紧张

新能源汽车发展过程对道路考验的实质是公众对自由交通权利的争夺。交通公共属性的第一个要求是平等,即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到达”他所需要到达的地方。无论是从道路交通建设的资金来源来看,还是从个体平等权利的伦理来看,“自由到达”都是公众在交通中需要拥有的基本权利。要想实现每个人自由到达,就需要保证儿童、老人、无车一族、步行者等所有群体的基本利益与诉求。新能源汽车发展过程中的权利争夺也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新能源汽车与传统燃油汽车对交通权利的争夺。从世界各国新能源汽车政策来看,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无不体现了国家的意志。虽然由于各种限制政府无法强行推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但大多采用了一些引导或间接的方法来推动民众对于新能源汽车的使用,这从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新能源汽车与传统燃油汽车交通权利的争夺。一方面,各国政府纷纷加大充电桩、充电站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得新能源汽车与传统燃油汽车燃料补充的空间存在了竞争关系。另一方面,我国政府为了推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一些限牌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对新能源汽车采取了牌照方面的优惠举措,北京对新能源汽车单独摇号,中签概率更高; 上海的新能源汽车则可以直接获取沪牌。事实上,新能源汽车牌照方面的优惠意味着政府给新能源汽车更多的上路行驶权。同时,一些国家,如日本、英国、美国等都在考虑或已经实施新能源汽车专用停车设施的优惠举措,这也将客观上进一步抢夺传统燃油汽车的路权。

二是新能源汽车及传统燃油汽车与非汽车出行人群对交通权利的争夺。新能源汽车作为私人汽车交通工具,也将陷入与非汽车出行人群的交通权利争夺这一由来已久的战争。交通的公共属性应该保证每个人平等交通的权利,甚至要给老人、残疾者等人群以更大的权利,因为对此类人群的“平等”对待,恰恰是一种“不公平”,对他们有所优先才是“真正的公平”[5]。1963 年的英国《布凯南报告》确立了步行者反对车辆交通的合法性,更有人把公众能否悠闲、舒适、自由地行走作为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有城市专门建立了自行车道,我国的深圳便已经探索在城市建设更多的自行车道,以保障骑行者的权利与人们多元化出行的可能。交通空间的有限性与出行方式的多样性彼此碰撞,要求各自权利的呼声一浪胜过一浪,其中最为激烈的便是汽车道路与非汽车道路的权利争夺。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汽车数量的增长将使得这种冲突与矛盾更为激烈。

三是新能源汽车及传统燃油汽车与公共交通对交通权利的争夺。公共交通优先发展已成全球共识,但公共交通发展与私人轿车发展存在一定的矛盾。首先,从道路修建的资金来看,公共交通,尤其是轨道交通需要的庞大资金必然与私人汽车所需的公路交通资金存在争夺,在公共财政有限的现实下,“发展了这个就要减弱那个”的矛盾很难调和。其次,从公共交通发展的特定路径来看,公交专用道、快速公交等对公共交通优先保障的方法对私人汽车路权存有一定程度的挤占,双方存在着路权事实上的争夺。

3.交通行为的挥霍反而遗忘幸福的初心

新能源汽车的低廉使用成本使得人们行驶更多,汽车出行变得更加随意而不加节制。人们将会愈发沉醉于汽车交通工具给人带来的“自由、快速地到达”,而忘记自己“为什么需要到达”。人们行驶的里程愈长,但人们距离出行的初心却愈远。

新能源汽车的低成本出行,让行驶体验更糟糕。燃料成本低廉且具可持续性是人类选择新能源汽车的重要原因,但使用成本下降会带来民众使用上更加的不节制,人们在汽车出行时将不再斤斤计较于油耗、价格等成本要素,“想开便开”将会成为一种消费选择。但如果多数民众都选择了挥霍性、随意性的新能源汽车使用方式,城市的道路将更加拥挤,停车的空间将更为稀缺,交通过程中的冲突与矛盾更易出现,驾驶给人带来的苦恼也将越来越多。人们驾驶着新能源汽车,追求着到达的“自由”,却尴尬地将自己变得更加“不自由”,陷入驾驶带来的种种泥沼。

新能源汽车更高的使用频率,使人沉醉于快节奏的生活与形式主义的消费,以为自己追求了幸福,却忘记了寻找幸福的初心。新能源汽车归根结蒂是一种交通工具,它仅仅是生活与生命中的一种“到达”手段,但人们在使用中甚至会沉迷于这种手段,却忘记了手段想要实现的目的。人们总觉得驾车离开城市奔向远郊才是自由,却忘记自己奔向远郊的目的是什么; 人们总觉得驾车迅速抵达工作地才是目的,却忘记工作本身的意义是什么。更多的汽车使用,却让人遗忘了汽车使用的初心,也让人失去了在“慢”中寻找自我、反思自我、完善自我的机会与可能。如果人非要在消费中才能寻找幸福,非要在远行中才能寻找心灵的宁静,那么,毫无疑问,人们已经陷入了形式主义消费的怪圈。所谓自驾休闲的行为变成了一种高度模式化的行为,它所代表的“逃离”却仅仅是从“一组路线变成另一组路线”[6]。

三、新能源汽车“杰文斯悖论”下的公共政策取向

新能源汽车“杰文斯悖论”背后表达的公共挑战,意味着目前新能源汽车发展政策只能是转型期过渡性的政策。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日趋成熟,新能源汽车面临的公共政策必然发生蜕变。

1.新能源汽车发展导致对其发展的必然约束

随着未来新能源汽车进入成熟期而出现数量膨胀,新能源汽车必然面临与传统能源汽车一样甚至更加严厉的约束机制。同任何技术进步带来的新产业一样,新能源汽车也必然经历初创、成长与成熟的过程。在不同阶段,新能源汽车与燃油汽车以不同比例存在,共同占据城市道路。目前,国际普遍认为新能源汽车的过渡期大概需要 20 年的时间,期间燃气汽车、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各类产品百花齐放,与燃油汽车共存于世。各国政府为了培育本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并形成竞争优势,纷纷出台各种法规、税收与资金方面的扶持政策。但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进入成熟期,新能源汽车将会与传统燃油汽车一样占领城市道路,它也将面临着与传统燃油汽车一样甚至变本加厉的限制措施。

首当其冲,新能源汽车技术的逐渐成熟将意味着对其扶持政策的逐步取消。新能源汽车目前拥有一些差异性的优惠政策。在欧盟,新能源汽车可以拥有进入政府公共部门汽车采购的特权,形成独占的销售渠道,不符合新能源汽车标准的燃油汽车被完全排除在外,所有的公共部门和公营企业只能采购符合清洁节能指标的汽车; 在德国,新能源汽车还可以获得政府部门的资金支持,燃料电池技术和其他混动技术可获得补助金或低息贷款; 在英国,新能源汽车还能获得燃料补充设备的优先建设权利; 在法国,民众对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能够获得现金补贴。但是,这些优惠待遇大多具有时效性,一旦新能源汽车技术逐步成熟并走向产业成熟,这些厚此薄彼的政策也将烟消云散。

随之,燃油汽车在交通方面所遇到的限制性政策也将在新能源汽车身上复现。控制公众对新能源私人汽车的消费,促使人们少用甚至不用私人汽车,将会是未来新能源汽车公共政策的必然选择。税收与道路限制作为增加个人汽车使用体验不幸福的重要手段,也将在新能源汽车身上威力重现。英国政府对汽车征收保有税,其收税标准参照汽车行驶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2007 年英国政府对汽车保有税的税制进行了修订,对行驶 100 公里以下的低排放车辆免税。可以预料,随着道路愈发拥挤,这种与汽车保有税类似的公共政策工具将会频繁出现在各国政府的案头,并且政策将会日趋严厉,惩罚性税收的类型与标准也将发生极大变化。城市空间的有限性注定道路的有限性,道路的修建永远赶不上车辆的增加已经成为交通治理的共识。既然公共政策的目标导向已经不是增加私人汽车行驶的幸福感,那么,拥堵的烦恼、郁闷、焦躁自然会驱使人们投奔公共交通,放弃无必要的私人交通。

2.新能源公共交通是公共政策努力的技术手段

新能源动力的技术进步与公交优先的社会理念,共同构成了未来公共政策的理性选择: 新能源公共交通。交通权利的争夺与博弈无法背离公共利益,交通发展的终极福祉包括了公共效率的提升。个人出行的自由与他人出行自由的冲突在所难免,新能源汽车可以降低个人出行的能源成本,但无法减少个人出行的空间成本。公共空间的出行自由与出行效率必然成为公共部门的优先思虑。道路空间作为一种典型的公共资源,“它只能被集体地消费,而不能单一地被私人消费”[7]。每个人让渡部分个人出行自由,承载部分出行痛苦,换取所有人出行效率的共同提升,是公共政策的理性选择,世界各国普遍认同公交优先的发展理念以进行城市交通治理。正如前文所言,公交优先蕴涵着交通政策的双重结果: 一是新建开发的公共交通工具( 地下轨道交通等) 会挤占新能源汽车与传统燃油汽车道路开发与维护资金; 二是在原有交通道路上设立公交专用线或快速公交则会压缩新能源汽车与燃油汽车的道路空间。无论是资金还是空间,公共交通都将占据着优势支持,这是未来交通政策的大势所趋。私人汽车,无论是新能源汽车还是传统燃油汽车,都将不会是公共政策考虑的首选。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与成熟伴随着新能源技术的发展与成熟,新能源技术的成熟则直接关系着新能源公共交通的迭代与革命。目前轨道交通已经实现电力清洁运行,甚至有些城市号称自己的轨道交通是零排放。现实当然没有人们所宣称的那样美丽,只要追问一下城市轨道交通的电力来源,就能戳穿“零排放”的美饰。火力发电依然是很多城市电力的重要来源,依靠煤炭资源消耗转变而来的电力,又如何能够承载零排放的绿色身份? 公共交通不是交通发展的终极目的,绿色公共交通才是城市治理的归宿。公交优先,更侧重于一种生活理念与管理伦理的变化,它引导着交通线路的筹谋与设计,决定着公共资金的分配与使用,从管理技术的层面来实现现有技术下公共交通的能源效率最大化。新能源技术则在技术上为交通的能源效率提升实现新的可能,水电、氢动力、太阳能、燃料电池等都具有可持续、低碳排放的优点与潜力。新能源汽车的市场规模将会极力催使新能源技术的成熟与彻底革命,新能源技术与公共交通的相遇则成为未来交通的宿命: 绿色公共交通。绿色公共交通事关人类公共生活的福祉,它不仅从技术上缓解了能源的可持续问题,而且在理念上解决了交通效率提升的问题。更加清洁的能源提供、更加安静舒适的乘坐体验、更加快捷便利的到达机会、更加宽敞明亮的交通环境,新能源公共交通的任何一种技术的提升都将提升人的幸福与愉悦。新能源私人汽车出行的不幸福与新能源公共交通的幸福同步降临,成为推动新能源公共交通的重要路径。

3.丰裕心灵的重建是公共政策实现的社会路径

公众自由交通的目的不仅仅包括人的“快速到达”,更包括人的“慢速到达”。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对交通空间的挤占给他人的宁静以及闲适出行的自由造成了干扰。不同的性别、年龄、健康状态、财富与精神自我的人,都拥有平等交通的权利,也都应该在公共出行空间中获得自己的路径。正如卢梭所言,具有美德的公民不应仅仅关注个人利益,更会关注公共利益,他们不会允许特权的存在[8]。骑行、步行等“慢”交通方式是一个城市自由公正人文关怀的重要表征。对所有能源类型的汽车的限制、扩充步行者与骑行者活动的生存空间,将成为未来公共交通政策的选择。我国不少城市已经开始建设自行车道,其中较为知名的包括厦门建成运行的长 7.6 公里的云顶路自行车快速道、深圳规划的 25.5 公里的自行车道,等等。但很多城市没有自行车专用道,骑行的幸福与痛苦时时并存,广州、厦门等城市在河岸、居民区周围开发的“绿道”系统,却让步行者抱怨空间被侵占。于是,骑行者因汽车挤占了他们的道路而发牢骚,行人也抱怨自行车挤占了他们的活动空间。在面对汽车时,骑行者与行人立场一致,要求获得平等的空间权利,但当他们分割“慢”空间时,却又彼此冲突,相爱相杀。“每个人都坚持认为,平等是正义所必需的,但当他认为利益需要不平等的时候,便另当别论了”[9]。人与空间的矛盾、人和车的矛盾便这样日趋显化与复杂。协调多元出行方式的占用空间,是未来公共政策的重点关切点,而建设包容、理解、宽恕的内心世界也是让不同人群真正和谐共处的必然基础。

心灵丰裕的人,才不会被交通工具与手段本身扰乱自己的幸福,公众汽车消费模式与价值的重建将被公共政策重点关注。人的幸福不仅仅来自于目的地的到达,更包括了行程的愉悦与美好,也包括了人内心对于交通消费的价值审视与建构。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终究只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外在世界变化。如果只有技术的进步而没有内在心灵与价值的改变,人类依然会陷入旧有的牢笼而无法获得自由。人如果沉醉于新能源汽车带来的低廉成本与便捷自由,人类便无法获得真正的“到达自由”。只有内心丰裕的人,才不会因成本的下降而奢侈出行,更不会执著于远处的美丽风景,当然也不会着迷于新能源汽车本身的奢丽与豪华。单纯依靠新能源技术无法解决公共空间的窘迫与地球资源的极限,人试图获得内在宁静与幸福的可能永远不能到来,人类这个汽车的“主人”却活在“自己造成的奴隶状态中”,更失去了精神的体面。也许不是人类驾驭汽车,而是汽车驾驭人类[10]。公共政策在关注新能源技术进步的同时,更应该对公众的消费模式与理念进行价值重塑,摆脱自私与占有的异化的汽车消费欲望,在安静、简单、宽容的精神状态下实现自己的幸福。

四、结语

新能源汽车替代传统汽车的未来已经清晰可见,新能源汽车“杰文斯悖论”也相随而至。新能源汽车的公共政策必将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到来,为发展新能源汽车技术而使之拥有的特殊待遇也将逐渐消失,人人到达的自由与公平将会成为未来交通设计的价值基础。新能源公共交通、新能源私人汽车和非机动车、行人对公共空间的争夺,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很难回避。但对新能源私人汽车进行约束,扩张新能源公共交通,是必然到来的公共政策远景。面对地球资源的极限与气候变化的严峻现实,除了新能源技术的进步,更需要公 共 管 理 理 念 的 革 新 与 人 对 幸 福 价 值 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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