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经研所概况 成员队伍 研究平台 学术研究 经济论坛 研究生教育
 
快速导航


站内搜索
首页 > 视点聚焦 > 正文
基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深刻理解我国高质量发展内涵

基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深刻理解我国高质量发展内涵

高帆

摘要:社会主要矛盾转展方向具有决定影响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经历了三次转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为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和衡不充分展之间矛盾这种矛盾判断生并决定了经目标取向选择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必须实现创新成为动力调成为绿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成为根本的的高质量意味高质量是一个包含动力形态目标在内的完整体系其内涵与社会主要矛盾转之间紧密耦合逻辑关联依靠济制度完善来扎实推进高质量我国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并稳步迈社会主义现代化国的建设目标

关键词:十九届六中全会 社会主要矛盾 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格局

党的十九届六会是国已经建成社会建成社会主现代化新的重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国共产党国人民现中华民族伟复兴以马克思中国化为线和历史义为细致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这对国人民凝聚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社会主现代重大作用。《决议的一明特于大历史不同阶段我的主和社会主矛盾出发党的奋斗历战略的重大成就既体现出党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中华民复兴使现出党通过不同阶段奋斗现现代目标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体现出战略目标现方进性两者的在不同阶段外环差异不同的社会主矛盾社会主矛盾转党的重点和部要作阶段的发展成则为后阶段矛盾解决提了基领导国人民向现代就是社会主矛盾转矛盾应方作用螺旋中展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需要和支撑力量,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则为准确把握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有效探寻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机制提供了逻辑起点。

一、党百年奋斗历程中的三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

人类社会发展是在不同事物的矛盾运动中进行的,对矛盾的判断和把握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前提条件。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马克思注重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出发揭示社会形态演变的机理,从而形成了极为深刻系统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史观,“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的意识”。①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明确指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是贯穿人类社会发展整个进程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种矛盾运动过程推动着社会形态演变。“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②显然,马克思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本质是社会形态演变动力学说,这为人们理解社会形态演变,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演变提供了科学依据。在马克思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基础上,毛泽东依据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深化了对矛盾论的认识,其侧重从社会主要矛盾的角度来探寻推动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思路方法。毛泽东在1937年的著作《矛盾论》中不仅强调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而且强调了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③1957年毛泽东在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的存在性及其基本特征,1956年毛泽东在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从国民经济不同部分间的普遍联系和矛盾运动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由此可见,强调矛盾的普遍存在性,重视矛盾运动对事物演变的作用,凸显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和把握,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个鲜明特征。

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来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先后经历了三次重要转化,这三次转化在思想层面意味着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理论创新,在实践层面则意味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呈现出一个前后相继、接续推进的动态过程。每一阶段的矛盾性质决定了党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努力方向,前一阶段矛盾的解决不仅导致了后续矛盾表现的转变,而且为后续矛盾的解决奠定了基础,不同阶段矛盾的解决意味着发展成果的积累和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持续推进。第一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相对于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言是一个重大转变。这一转变意味着: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并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我国应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通过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来满足那个阶段的城乡居民经济文化需求。为此,我国在经济领域通过实施计划经济体制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初始条件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建立起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为满足那个时段的城乡居民经济文化需求提供了重要基础。第二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定位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前的主要矛盾认识是一个新的转变。原因在于:伴随着时间推移和中国经济与域外经济联系程度的逐步加深,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具有动态演变和“日益增长”特征,上世纪80年代相比于上世纪50年代,人们物质文化需要无论在数量、结构和层次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距。更值得强调的是,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在经济领域采用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助于推进国家工业化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同时也因要素配置扭曲和微观激励不足而导致经济效率偏低,“短缺经济”就是对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产品生产能力的特征表述,这对更大程度上满足城乡居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产生了抑制作用。显然,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不仅意味着思想认识的深化,而且意味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为此,上世纪70年代末期之后,我国着力推进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经济状态走向全面开放格局,改革开放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关键力量。第三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发生在改革开放推进到近四十年的重要时刻,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确定的社会主要矛盾又是一次重大转变。这种转变表现在:在需求维度,将人民的需求定位从“物质文化需要”转为“美好生活需要”,这意味着需要的内涵、结构和层次有了进一步扩展,其需要不仅仅来自于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而且来自于对生态环境、社会公平、精神产品等多层次需要的满足。在供给维度,将需求满足的制约因素从“落后的社会生产”转为“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意味着矛盾解决不仅仅取决于经济总量的持续扩展,而且取决于对经济社会领域一系列结构失衡问题的化解。与这种矛盾转化相契合,新时代我国必然要通过经济发展理念和体制机制的调整,瞄准社会主要矛盾的制约因素来精准施策,以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二、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形成的实践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针对我国发展阶段形成的战略判断,也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实践依据。之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经济学角度看,主要是因为2012年前后我国经济总量、结构、层次以及对外关系等诸多方面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转变,这些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长期性、趋势性的,其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关键影响和标志意义。从总量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人类发展史上创造了罕见的增长“奇迹”。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按照现价美元计算,2010年中国、日本、美国和世界的GDP总量分别为6.09万亿美元、5.76万亿美元、14.99万亿美元和66.16万亿美元,2010年中国GDP总量首次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后中国继续与日本经济总量的拉开和向美国经济总量的靠近,2020年中国GDP总量为14.72万亿美元,相当于日本的295.9%、美国的70.3%和世界的17.4%。从人均GDP的角度看,按照现价美元计算,2010年和2011年中国人均GDP分别为4550美元和5618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在这个时段中国开始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此后中国人均GDP保持持续攀高态势,并在2020年达到10500美元。伴随着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转变,根据CEIC的数据,2011年中国按照常住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为51.83%,城市化率第一次超过50%,此后持续增至2020年的63.89%,这意味着中国从一个农村人口占主导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城市人口占主导的国家,城乡结构关系开始步入新的阶段,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转型在不断加深(刘守英、王一鸽,2018)。2012年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6.2%和39.3%,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首次低于40%,这意味着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显著转变,发展型、享受型需要成为居民需要的新增长点。更值得强调的是,2008年之后,伴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和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相对地位的变化,全球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步抬头,中国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在发生深刻转变。根据CEIC的数据,2006-2012年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从63.97%降至45.32%,其中出口贸易依存度从35.21%降至24.01%,进口贸易依存度从28.76%降至21.31%。此后中国贸易依存度在波动中持续下降,并在2020年降至31.62%,其中出口贸易依存度降为17.59%,进口贸易依存度降为14.03%。概括起来,2012年前后中国经济发生了一系列具有趋势性和标志意义的转变,其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对此前阶段的简单外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判断在经济维度具有坚实的实践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表现形态呈现出重大转变,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由此也就成为实践发展的逻辑必然和客观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和人均GDP的持续高速增长,意味着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为显著的解放和发展,在总量意义上“落后的社会生产”这种格局已经得到了明显改变。与此同时,城市化率持续增长和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则意味着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也得到了极大满足,采用居民收入水平、人均预期寿命、农村贫困发生率、公共产品获取程度等指标进行观察和测度,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已呈现出显著提升态势。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条件下,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已得到较好解决。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这将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推到了一个新阶段,并为实现新的发展目标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力量源泉和制度保障。

如果说此前的社会主要矛盾是总量约束型,经济高速增长成功解决了这种矛盾的话,那么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则更多表现为质量约束型,必须通过经济结构的优化、供给能力的提升、潜在活力的释放来解决这种新矛盾。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们在生存型、基础型需求满足之后,其需求重心必然会转向发展型、享受型需要。新时代我国居民的基础性物质文化需求已得到了很大满足,其需求逐渐转向更广范围、更多领域、更高层次,例如:人们对食品逐渐从吃饱这种生存需要转向营养、健康、均衡等更高需要,农业也从单纯的食品供给部门转变为提供多功能服务产品的融合部门。在物质文化产品得到较好满足之后,我国居民对信息产品、教育产品、健康产品、生态产品以及社会公共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在我国这样的超大规模国家中,居民需求的个性化、差异化、创新性也在增强,这些不仅意味着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化建设需要协同推进,而且意味着经济领域的效率需要提高、创新需要增强、结构需要优化。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经济领域中仍存在一系列制约高水平发展的因素,例如: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程度的持续加剧,我国“人口数量红利”开始逐渐消散,此前构建在劳动力供给充分、劳动力工资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产业结构需要重新审视,如何将“人口数量红利”转变为“人口质量红利”,并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来驱动经济增长,正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必须解答的重大课题。伴随着中国与域外经济格局的转变,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经贸政策的深度调整,此前构建在与主要发达经济体国际大循环基础上的增长方式需要重新定位,如何激活国内循环的增长动能,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成为我国发展必须直面的关键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推动了常住人口的城市化,但这种流转存在职业转化和身份转化的不同步,进城务工人员的市民化进程面临较大困难,城乡居民在公共产品获取方面仍存在制度性落差。在经济高速增长和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景下,我国农村脱贫攻坚取得了世所罕见的“奇迹”,同时形成了世界范围内覆盖人数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仍存在发展落差,城乡二元结构仍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重要结构特征,不同群体在分享发展成果方面仍存在改进空间,迄今为止标度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仍高于0.40。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不同地区“为增长而竞争”推动了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但这一过程也伴随着民生产品供给的相对滞后、生态环境的恶化态势以及能源利用的较低效率,在特定时段资本流动和资源配置出现了明显的“脱实向虚”现象等等,这些情形均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和协调性面临着挑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经济领域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是广泛存在的,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本质上是发展质量不高”(刘鹤,2021),这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就此而言,我国推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将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就是依据实践变动和时代特征做出的科学判断,这一判断必然会内生出经济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和政策取向的适应性调整。

三、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指向与实现方式

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方式。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意味着经济总量增长、增长高速度不再成为经济追求的关键目标,而强调持续性、协调性和成果分享性的高质量发展则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取向,中国经济发展从数量主导、外延发展模式逐渐转向质量主导、内涵发展模式。显然,“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党在推进经济建设不断向高级形态迈进过程中形成的”(刘鹤,2021)。《决议》进一步强调“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这种表述通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关键词形成了一个系统化的高质量发展内涵体系,其具有显著的逻辑严谨性和实践针对性,它不仅体现出新发展理念与高质量发展的有机融合,而且体现出高质量发展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及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积极回应。

高质量发展强调创新成为第一动力,这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型动力源泉。新时代我国强调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不仅是因为此前依靠要素密集投入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而且是因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均以产品、技术、产业创新为支撑。创新是解决我国经济领域中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根本出路,从历史经验来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多数存在着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20)。据此,我国必须深化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在要素流动性增强和配置效率提高中提高经济创新活力,激励各类企业在创新中形成增强市场竞争优势,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提供市场机制层面的有力支撑;必须瞄准关键瓶颈因素来增强创新基础要件的供给能力,持续提高研发投入强度,特别是尽快提高基础研发投入占研发投入经费的比重,进一步加大对城乡居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激励企业经常性开展劳动者培训,形成推动整个社会人力资本提高的组合型政策体系;将政府力量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

更为精准地实施创新政策,“相对于追赶型的产业政策,创新政策应高度关注促进创新的空间集聚,提升企业的创新动力、创新能力,降低走向前沿的不确定性”(唐杰、戴欣、潘强、张致鹏、袁帅,2021),以企业的实际需求为导向,以政府的精准施策为基础,形成政府政策和企业行为之间的有效协同,最大程度地激发创新政策在企业层面的实施果。

高质量发展强调协调成为内生特点,这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优化性质。在高速增长阶段,经济总量扩展未必产生结构优化,在某种程度上,经济高速增长甚至会衍生出结构失衡,后者则很可能成为经济增速急速下降的诱发机制。新时代我国强调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是主要制约因素,且将不平衡发展放在不充分发展之前,就体现出对结构失衡及其潜在风险的高度警惕,解决不平衡发展问题要比解决不充分发展问题来得更为重要和急迫。“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题中应有之义就是促进经济结构的平衡和区域经济的融合,实现一体化发展”(蔡昉,2021)。据此,我国必须实现投入结构的协调,处理好要素供给和要素组合效率之间的关系,将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要素密集投入的粗放型方式转为更多依靠要素组合效率提高的集约型方式;必须实现需求结构的协调,处理好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之间的关系,将经济增长从过度依靠国际经济的“大进大出”格局转变为更多依靠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必须实现产业结构的协调,处理好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关系,将经济增长从过度依靠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方式转变为更多依靠三次产业融合、产业附加值不断提升的方式;必须实现资本配置的协调,处理好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针对虚拟经济的论述,强调了生息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说,生息资本导源于产业资本的部分功能外部化和专业化。“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从长远来看,或获得巨大的好处”(周小川,2021),我国必须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使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促使资本配置从“脱实向虚”转为“脱虚向实”。

高质量发展强调绿色成为普遍形态,这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产业转型属性。在高速增长阶段,我国依靠要素密集投入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这同时衍生出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失衡,“高增长、高污染、高能耗”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征。生态环境的相对恶化以及与此伴随的能源利用相对低效,不仅制约了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而且直接影响了居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新时代背景下,我国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必须回应居民物质文化需要之外的多层次需求,将绿水青山放在与经济增长同等重要的地位,就必须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和能源高效利用的突出作用,将绿色、低碳、环保作为不同类型产业发展的基本取向,而“绿色转型不是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修补,而是发展方式的革命性变革”(王一鸣,2019)。就此而言,新时代我国必须在认识层面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生态环境保护视为发展的重要内容,将生产力概念从解放、发展生产力两个层次扩展至解放、发展、保护生产力三个层次(洪银兴,2020)。必须紧紧依靠产品和技术创新,在产业发展中更多引入信息、数据等现代生产要素,充分挖掘农业农村的生态功能,积极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在产业转型升级中实现绿色低碳高效发展。必须进一步完善有利于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强环保督查力度及其成果应用,形成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和企业价值评价体系,促使绿色发展成为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内在行为选择。

高质量发展强调开放成为必由之路,这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重塑特征。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与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市场两种资源密不可分,全球化红利是我国经济实现增长奇迹的一个重要成因。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转变,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挑战。在此背景下,我国必须意识到全球化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开放、合作、共赢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事实上,“中国融入世界经济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张晓晶,2020)。当前我国需要努力做的是拓展开放的途径、丰富开放的内涵、提升开放的层次,而不是走向完全封闭的、与世界经济隔绝的发展状态。必须依托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破解科技领域和产业发展中的“卡脖子”难题,延长产业链、健全供应链、提高价值链,促使我国出口产品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导转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齐头并进。必须不断深化与“一路一带”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更好地平衡产品进口和产品出口、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的比较优势,稳步拓展服务业开放,在扩大产品进口中更好地满足我国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在权衡收益和风险的前提下提高对外投资规模。必须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加快推进自贸区、自贸港等开放平台建设,在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更加强调利用市场化、国际化规则等来开展涉外经济活动,更为积极地参与到全球经贸规则的讨论和制定进程中,依靠全方位高水平开放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进行。

高质量发展强调共享成为根本目的,这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定位。我国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意味着共享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不同群体对发展成果的分享程度仍存在较大落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内涵则需要实现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则意味着实现共同富裕仍面临着较多挑战。《决议》强调坚持人民至上,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并在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这进一步明确了共同富裕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成为检验我国高质量发展绩效的“试金石”。据此,我国必须从增长过程和成果分享两个层面来理解共同富裕,将共同富裕视为全体人民伴随着经济增长而普遍改善了生活水平(高帆,2021)。不能将共享理解为单纯的“蛋糕做大”或单纯的“切分蛋糕”,而应强调在“蛋糕”不断做大的同时更为均等地分配“蛋糕”,强调增长过程的持续性、包容性以及增长成果的分享性、公平性,是我国共享概念的基本特征。必须对标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促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里“全体人民”意味着群体的全覆盖,“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意味着层次和内容的不断提升,新时代的共同富裕相对于此前发展阶段具有更为高远的目标取向。必须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来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必须瞄准影响增长成果分享的若干结构问题,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解决农村绝对贫困问题之后将减贫重心转向相对贫困问题,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产品均等化配置,不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和居民最终消费率,以此为我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

概括起来,社会主要矛盾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和方式具有决定性影响,经济发展取向本质上是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中内生出来的。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依次经历了三次转化,每次转化都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立足新阶段并开始迈向新目标。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我国经济实践变动内生的判断结果,其具有坚实可靠的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相耦合,我国经济必然要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理念指引,形成了一个包含动力、特征、形态、路径和目标的完整体系,其内涵丰富、立意高远、举措清晰,且对社会主要矛盾中的需求维度(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供给维度(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均具有极强的瞄准性。《决议》强调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这为我国在新时代背景下切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政策遵循。当前我国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经济机制,破除与高质量发展不匹配、不适应的经济政策,形成能够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本质上,高质量发展问题是制度建设问题”(高培勇、袁富华、胡怀国、刘霞辉,2020)。为此,我国必须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以及两者的组合中进一步释放经济活力,进一步保持中国经济的整体安全和稳定,进一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一过程无论是从发展的目标(实现共同富裕)来看、还是从发展的方式(政府和市场的相互增强)来看,都意味着我国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而高质量发展进程必然会推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逐步解决,并由此稳步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战略目标。


本站内容欢迎转载或引用,但在转载或引用时敬请注明作者及出处
Institute of economics study,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undefinedamp; Business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学府路47号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研究所   邮编:050061
Tel:0311-7657118 Email:jjyjs@126.com
建议使用IE8.0,1024x768分辨率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