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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思考
雄安新区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思考
田学斌 柳天恩 武 星
    [摘 要] 建设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是雄安新区在新时期、新常态背景下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借鉴美国硅谷创新生态系统的成功经验,雄安新区要在高等教育、高级人才、科技金融、企业主体、市场环境等领域补齐创新短板,构建政产学研资协同创新网络,培育鼓励创新创业的文化氛围。
[关键词] 雄安新区;创新驱动;创新生态;国家新区;硅谷
    一、引言
    建设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是雄安新区在新时期、新常态背景下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与深圳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当年设立的时代背景不同,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增速、结构、动能转换的新时期,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人口红利消失,依靠低成本要素投入和大规模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已经终结。雄安新区不能简单复制深圳和浦东经验,只有依靠创新才能适应、把握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开创国家新区和城市发展的全新模式。
自熊彼特 1912 年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创新概念后,学者们围绕创新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创新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熊彼特主要从微观的技术层面定义创新,把创新视为“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以获取潜在利润。随着时代发展,创新的内涵已不再局限于技术创新,还包括产业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等。迈克尔 • 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把经济发展分为要素驱动发展阶段、投资驱动发展阶段、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和财富驱动发展阶段。创新研究范式已从线性模式(创新范式 1.0)、创新体系(创新范式 2.0)转向创新生态系统(创新范式 3.0)。 [3] 创新范式 1.0 强调企业内部进行研发和成果转化,研发投入是创新的关键,更多的研发会导致更多的创新。在这种封闭式创新模式中,创新被描述为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产品开发和商业化的线性过程,政府在创新领域的主要政策导向是支持企业研发投入。 [4] 创新范式 2.0 强调企业要广泛获取来自外部的创新源,进行开放式创新,政府的主要政策导向是支持大学、科研机构、企业的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强调产学研协同的重要性,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和载体。 [5] 创新范式 3.0 则意识到培育和营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性,认为创新服从于生物学规律。 [6] 政府的主要政策导向是培育创新生态环境,构建政产学研资协同共生的创新网络。创新范式的演进和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硅谷的发展实践。 [7] 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旧金山湾南部的硅谷,被公认为全球创新之都。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硅谷持续引领了美国半导体、个人电脑、互联网、新能源等新技术、新产业的交替发展,吸引了全球各国政府和学者的广泛关注。 [8][9] 人们普遍认为,硅谷的成就源于其独特的、几乎无法复制的创新生态。 [10] “硅谷那种合作与竞争的不寻常组合连同其他要素共同构成的制度环境”带来的地区优势是其持续繁荣的关键, [11] “要从生态学的角度来思考”才能解释硅谷难以复制的创新优势。 [12]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和硅谷创新实践,为雄安新区营造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借鉴,对于雄安新区培育创新生态环境、打造体制机制创新高地、发展高端高新产业、建设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和特征
    (一)基本内涵
    创新生态系统是以生物学的演化规律来揭示创新的过程,把创新视为创新物种、种群乃至群落对环境变迁、扰动形成的应答过程。 [13] 创新物种主要包括企业、大学、科研院所、政府、金融部门、中介机构等,这些是创新的基本要素。创新物种集合形成种群,种群共生形成群落,群落在动态演化过程中形成生态系统。文化、制度和基础设施等构成了一个地区的创新生态环境,创新物种在特定的文化、制度背景下形成根植于当地的具有明显识别印记的创新生态体系。
    创新生态系统改变了人们过去只重视科技创新本身的狭隘观点,使人们意识到创新不是企业孤立的行为,而是由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中介组织等众多参与者相互联系和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创新生态中,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大学和科研机构是知识创新的主体,政府是制度创新的主体,金融机构是金融创新的主体,中介组织是服务创新的主体。各类主体相互联系,竞合共生。创新只有在开放的创新生态系统中才能发挥最大的效能。创新主体与外部创新生态环境存在依附关系,外部环境好坏会影响创新的成败。
    (二)主要特征
    与自然生态系统一样,创新生态系统一旦形成,就具有明显的创新物种多样性、竞合共生性、开放融合性、动态演进性和地域空间性等主要特征。
    1. 创新物种具有多样性
    创新物种的多样性是创新生态系统得以生存、发展和繁荣的基础。创新物种不仅包括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等核心物种,也包括寄生或服务于核心物种的商业银行、风险投资等金融机构,法律、会计、评估、咨询、培训、行业协会等中介服务机构,政府机构,创新中心、孵化器等科技服务平台。创新物种越多,各物种对环境变迁、扰动的适应性就越强,创新基因也就越强大。
    2. 物种间和种群间是竞合共生的关系
    物种间和种群间的关系不仅有竞争,也有合作,既相互依存,又互相制约。企业上下游之间,企业与金融机构、中介服务机构、用户之间既有基于比较优势带来的分工合作,也有基于价值链利益分配带来的竞争摩擦,还有基于信任关系建立起来的互利互惠的命运共同体。质优价廉的诺基亚(物种)败给了苹果建立的以 iOS 技术标准为平台、以 iPhone 为终端的众多创新主体互利共赢的生态系统。 [14] 硅谷(群落)的成功则源于斯坦福大学的科研人员、富有想象力的企业家和敢于冒险的投资家等物种间建立起来的相互依赖、相互激发、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密切关系和外界不宜观察到的“生态循环”。 [15]
    3. 创新生态系统是开放的
    在创新生态系统中,企业仅靠封闭式的内部创新,已经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市场需求以及日益激烈的企业竞争,“开放式创新”正在成为企业创新的主导模式。开放式创新强调企业应充分利用外部资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产学研用资协同创新,政府则要为创新搭建平台和培育环境。通过开放式的协同创新,可以吸收新的创新思想,满足客户需求,共同提升创新能力。 [16]
    4. 创新生态系统可以动态演进
    创新生态系统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稳定性,但系统内部的物种、种群在相互作用、不断繁衍过程中会出现基因变异,环境变迁也会对生态系统中的物种形成扰动。创新生态系统具有自组织动态演进特征,在不加干预情况下创新生态系统可能会进化或退化。政府政策介入可以改进生态环境,为创新物种提供适宜的生存环境。
    5. 创新生态系统具有边界
    创新生态系统是有边界的,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保持稳定性、独立性、路径依赖性和不可复制性。每一个区域创新生态系统都根植于当地的文化、制度背景,形成与其他生态系统可明确分辨的特征印记。全世界很多城市都在学习和模仿硅谷,但硅谷只有一个,难以复制,就是因为硅谷的创新生态系统根植于当地的文化、制度背景,从而形成了当地独特的创新生态循环。
    三、美国硅谷创新生态系统的经验借鉴
    (一)大学为创新提供人才支撑和知识积累
    硅谷拥有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界著名高等学府,为硅谷打造全球创新之都培养了大量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人才和工程师。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每年向硅谷输送数千名高层次人才,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大都在硅谷就业。惠普、思科、硅谷图像、太阳、网景、雅虎、英特尔、谷歌等一大批世界著名公司都是由斯坦福大学培养的学生创建的。此外,大学还承担着基础研究、技术研发、知识技术的积累与传播等职能。斯坦福大学深受创始人斯坦福先生“实用教育”理念的影响,将自身定位为研究型大学,建立了直线加速实验室、电子实验室、物理实验室、能源研究所等一批科研机构和实验室,为硅谷提供了世界最前沿的信息和生物技术支持。
    (二)政府为创新提供激励机制和制度保障
    在硅谷发展初期,政府的资金扶持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是“二战”和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向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提供巨额的科研经费用于基础研究和高科技开发,大批军事订单为硅谷初创企业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催生了硅谷大量高科技企业和电子工业的发展。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依然对斯坦福大学等高校在国防、航天、通信、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的基础研究给予资金支持。此外,政府还出台了《专利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拜杜法案》等一系列激励创新、鼓励竞争、支持人才流动和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法律法规政策,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环境。
     (三)风险投资为创新和成果转化提供资金支持
    硅谷面积只有美国国土面积的万分之五,但集聚了全美国 40% 左右的风险投资。2014 年,硅谷企业获得 145 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占全美国风险投资总额的 43%。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沙丘大街 3000 号,集中了包括 KPCB、NEA、Mayfield、红杉资本等在内的超过 200 家风险投资公司。大量的风险投资为初创企业和高成长企业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帮助众多初创企业度过“死亡之谷”,培育了一批又一批高新技术企业。由于创新成功与否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商业银行和股票、债券市场很难给予初创企业足够的资金支持,风险投资弥补了这一空缺,为高科技中小企业孵化和成长提供了动力之源。尤其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风险投资逐渐取代政府资金,成为硅谷创新创业的主要资金来源。
    (四)政产学研资协同形成创新“生态循环”
    在硅谷,政府、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用户和风险投资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建立起一个相互依存、相互激励、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紧密关系网络,形成了外界不宜观察和模仿的“生态循环”。例如,政府军事订单和拨款促进了斯坦福大学科研能力和知识积累,政府出台的《拜杜法案》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为政府、科研机构、产业界、风险投资协同致力于政府资助研发成果的商业化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激励。斯坦福大学不仅为企业提供高素质人才,还为公司孵化提供产业园,为惠普等初创公司提供资金支持,为谷歌等高科技公司提供关键技术,支持学校科研人员创业和学生到企业实习,招聘企业人员到学校讲学。硅谷大多数企业创始人来自于斯坦福大学,与斯坦福大学有关的企业(即斯坦福师生和校友创办的企业)产值占硅谷产值一半以上,斯坦福校友创立的公司每年营收高达 2.7 万亿美元,校友捐款已经成为斯坦福大学科研经费主要来源之一。敢于冒险的风险投资家与斯坦福的科研人员、富有想象力的企业家建立了相互依赖、相互激发、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利益共同体,推动了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和产业化。
    (五)崇尚冒险、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提供创新土壤
    文化是创新的土壤,“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的、最难模仿的、最持久的竞争优势”。 [17] 硅谷崇尚冒险、宽容失败、鼓励竞争、注重合作、容忍“背叛”、 开放多元的创新文化形成了硅谷独特的竞争优势。从世界各地涌向硅谷的人们怀揣梦想聚在一起,不断进行思想碰撞和交流,不断挑战自我和挑战权威,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创造性破坏”。创新活动面临技术风险、市场风险、财务风险、管理风险和政策风险等一系列风险,创新成功与否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8] 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罗森伯格指出,“创新的尝试大多情况下以失败告终”。但在硅谷,人们不会嘲笑失败,在风险投资者看来,失败三次以上的创业者最值得投资,因为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接近成功的试错。在硅谷,“背叛”和跳槽也是可以容忍的。例如,1956年,威廉 • 肖克利离开贝尔实验室在硅谷附近建立了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并从东部招来诺伊斯、戈登 • 摩尔、斯波克、雷蒙德等在内的八位年轻人。1957 年,八位年轻人集体跳槽并成立了仙童半导体公司,1967 年,斯波克、雷蒙德等人离开仙童公司成立国民半导体公司,1968 年,桑德斯离开仙童公司成立超微科技(AMD),诺伊斯、戈登 •摩尔等人离开仙童公司成立英特尔公司。正是这种公司的裂变和人员的流动形成了硅谷电子产业集群,并不断推进产业创新。
    四、政策建议
    由于在发展阶段、制度、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硅谷的创新生态系统很难在雄安新区进行复制。在学习和借鉴“硅谷模式”时,必须考虑到雄安新区的异质性,打造符合雄安实际、根植于中国土壤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
    (一)补齐科教资源和人才资源领域的短板
    雄安新区建设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最大的短板是高等教育和高素质人才短板。雄安新区缺乏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支持。河北省只有一所 211高校,还位于天津市。必须借势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带来的政策机遇,精准承接北京科教资源疏解,吸纳和集聚北京的创新要素资源,吸引符合雄安新区发展定位的北京高校、科研院所到河北办分校、合作办学或整体迁入。适时向中央申请在雄安新区建立一所根植于雄安新区和服务于“千年大计”的综合性大学,为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提供科技支撑和人才支持。充分利用国内外科技、人才资源,推进开放式创新。雄安新区还要制定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出台激励人才流入和人才培养的政策措施,聚天下英才为雄安新区所用。
    (二)政府提供激励创新的政策和制度安排
    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创新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让市场甄别技术优劣并促进新技术新产业发展。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充分激发市场活力。更好发挥政府在创新薄弱环节和共性关键技术领域提供政策支持的作用,构建普惠性的以需求侧为主的创新支持政策体系,对创新型企业的产品实现“首购”和优先购买政策,扩大其市场需求。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完善产业服务体系,推动政府从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破除束缚创新和成果转化的制度障碍,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和收益分配机制,促进创新成果高效转化和创新收益合理分配,促进京津研发成果在雄安新区转化应用和产业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技术转让制度,推动技术交易平台建设。支持人才合理流动,破除束缚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吸引京津冀和国内外高层次人才聚集。加大对 “双创”的金融支持和税收优惠政策,减轻初创企业负担,提高初创科技企业的存活率。
    (三)建立服务创新的金融体系
    建设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发挥金融对创新和技术成果转化的促进作用,推进资本链与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有效对接,形成从实验研究、中试、生产、上市全过程科技产业创新融资模式。发挥 AC(天使投资)对初创企业的扶持作用,支持 VC(风险投资)和 PE(私募股权投资)等股权投资,建立以风险投资为核心的股权投资体系,打造产业、创新和创投的“铁三角”。研究完善对创业投资企业和机构的税收等激励政策,诱导AC、VC、PE 投向种子期、初创期的创新活动,培育壮大创业投资规模。按市场化原则设立国有资本创业投资基金、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引导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支持处于早中期和初创期的科技型企业。完善 AC、VC、PE 退出通道,发挥中小板、创业板和新三板对科技创新的融资功能。争取新三板等金融机构落户雄安,为雄安新区创新型企业挂牌开辟绿色通道。建立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明确其法律定位,推进其与其他金融机构合作,为企业提供股权融资、债券融资和信贷融资,满足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融资需求。
    (四)把“大智移云”等作为政产学研资协同创新突破口
    贵阳、张家口等地建设大数据中心的成功经验表明,后发地区有条件在“大智移云”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深圳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代表的“三新经济”,实现了经济低消耗、低污染、高产出,为雄安建设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提供了宝贵样本。雄安新区可以借鉴上述地区经验,把“大智移云”、特种机器人、智能装备、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军民融合等有发展前景的产业作为政产学研资协同创新的突破口。借鉴硅谷初期的发展模式,通过政府采购、军事订单等方式支持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进行协同创新,从需求端扶持创新创业,诱导新技术、新产业发展,培育壮大初创企业,形成创新产业集群。协同创新过程中要注重引入风险投资,分散创新创业风险,让风险投资逐步取代政府资金,成为创新创业的主要资金来源。推进在京央企总部搬迁到雄安新区,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激发国企创新活力。重点培育中小微企业,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构建国企与民企、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产业与资本紧密结合的政产学研资协同创新的生态网络,形成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微企业铺天盖地的局面。支持部分科研人员创新创业或到企业兼职,鼓励科研人员以技术入股科技型企业。
    (五)培育鼓励创新创业的文化氛围
    培育崇尚创新、宽容失败、开放合作、多元发展的创新文化,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营造宽松的科研氛围,建立科研成果转化和面向市场需求研发的正向激励机制,激发创新主体的内在动力,培养企业家精神。重视科研试错探索价值,支持创新主体试错纠错,建立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容错纠错机制。打造开放包容的创新文化和氛围,建设开放的创新网络系统,使进入雄安新区的创新主体较容易地嵌入网络系统。大力弘扬创客文化和极客精神,推进创客空间建设,为创新创业提供平台,激活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和激情。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加大对诚实守信者的支持和失信行为的惩戒。构建特色优势明显的区域创新体系,形成崇尚创新、尊重创新的浓郁社会氛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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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行政管理改革》201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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