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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公民的生存悖论及求解
 

企业公民的生存悖论及求解

——从环境保护的视角

张云

摘要:赢利性企业为什么要主动承担高于法律义务的环境责任,这种企业如何在现实中长期生存下去,构成了市场经济下企业公民的生存悖论。新古典经济学派和生态社会主义学派均对企业公民的环境责任提出质疑。针对企业公民履行环境责任的行为,本文从社会契约角度分析了其正当性;从环境责任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出发,分析了其可能性。最后,从政策法规的激励和约束、信息披露和社会监督机制、自律机制三方面,提出了促进我国企业公民履行环境责任的措施。

关键词:企业公民;环境责任;社会责任;生存;悖论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公民的生存悖论

“企业公民”(Corporate Citizenship)理念于20世纪6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悄然兴起,并于90年代后期迅速流行开来。按照美国波士顿商学院的定义,企业公民是指一个公司将社会基本价值与日常商业实践、运作和政策相整合的行为方式。“一个企业公民认为公司的成功与社会的健康和福利密切相关,因此,它会全面考虑公司对所有利益相关人的影响,包括雇员、客户、社区、供应商和自然环境”[1]2003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以“全球企业公民”作为核心主题,企业对环境的责任被列为企业公民的重要方面,包括维护环境质量,使用清洁能源,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

企业公民高度概括了企业在当代社会背景下的角色特征。简单说来,企业公民就是将企业视为法律主体,强调企业要有主体意识,像公民个人那样承担社会责任和履行相应的社会义务。企业公民所应承担的责任,包括经济责任(股东责任)、社会责任(对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和环境责任(生态责任)。许多公司把这三种责任称之为“三重底线”Triple-bottom-line),即企业不可逾越的行为标准。有时,环境责任也被看作是社会责任的一个组成部分。企业承担的环境责任,具有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多种层次,构成一个金字塔形[2]。一个优秀的企业公民,会把法律内化为道德准则,把道德准则内化为自觉意识,不但勇于为自身造成的环境影响承担不利后果,而且会积极预防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环境污染,努力承担高于法定标准的节能减排义务,主动履行超越于法律义务的环境责任,这正是企业公民不同于传统企业的重要特征。

按照“经济人”假说,企业生存的目标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是以公共环境的改善为宗旨的,它“至少是部分地超出了企业的经济和技术利益”[3],这样的企业如何长期生存在现实世界中?企业作为赢利性的商业组织,为什么要自觉地从事非赢利性活动?这似乎构成了市场经济制度下企业公民的生存悖论。

对于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质疑,来自两个方面。一种质疑是新古典经济学派提出的。其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企业惟一担负的社会责任就是为股东赚钱”,如果企业管理者被卷入控制污染之类的活动,他们就是挪用股东的投资,就是在破坏自由的企业制度[4]。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人来说,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因背负“企业办社会”的沉重枷锁而失去活力和竞争力的记忆犹存,加深了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不解和疑虑。另一种质疑是生态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他们认为,私营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与着眼于集体利益的生态文明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因此主张建立一种以生态原则为主要目标的“稳态经济”来取代市场经济[5]。前一种观点假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必然会对企业的利润带来负面影响,进而担心企业变成社会公益的工具,以致造成对自由竞争制度的破坏。实际上,这是在质疑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必要性或曰正当性。后一种观点则是从生态角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们确信私营企业的环境友好行为都是在“做秀”,认为其不可能成为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转型的支撑力量。这是否认了市场经济制度下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可能性。

尽管理论界对企业公民的环保责任存有种种质疑,但在现实中,越来越多的企业接受和认同了企业公民的理念,并已形成一种声势浩大的国际潮流。企业自觉承担环境责任的最主要途径是进行可持续管理,他们把环境责任上升为公司的长期战略,积极建立生态化生产体系,承担起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环境责任。20061月,世界上通过ISO14001国际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组织已超过11万家,我国通过认证的组织数量达到世界第二。第二个途径是把环境责任延伸到供应商。一些跨国公司不仅关注供应商的产品质量、成本以及交货期,而且纷纷要求合作方、供应商必须接受环保标准的审查,努力以整个产业链的力量来改善环境问题。例如,松下电器集团对在华企业生产的产品中涉及的近95000种零部件进行逐个调查,对调查出的16000多种含有有害物质的零部件进行了替代[6]。第三个途径是发布以环境为主题的非财务报告。到2006年为止,全球已有几千家大型企业采用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推出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框架”发布了可持续发展报告,至20075月,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已经有13份。以上行动均是自愿参与的,表明企业特别是国际大企业正在成为解决社会环境问题的积极力量。

“企业公民”在商业实践中的如火如荼,既彰显出企业对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主动意愿与坚定决心,也以事实证明,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下,企业公民在承担环境责任的过程中不断成长壮大,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二、企业公民履行环境责任的正当性:基于社会契约的分析

制度经济学看来,社会责任是企业对社会的一种契约性义务。传统上,人们强调企业是股东所有的,企业是为股东利益最大化而存在的一个机构,利润本身被当作成功的惟一标志。这一理论暗含的假设条件是相关的社会成本(外部成本)可以忽略不计,或者可以被定价并由企业支付。事实并非如此。由于企业是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是利益相关方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构成的综合性社会契约的载体,所以企业不仅应对股东负责,还应该向其他对企业成功做出贡献的利益相关方负责。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本质上是一种盈利性组织,获得利润是企业的基本特征。但企业同时还是一种社会机构,只有履行社会责任才能换来社会认同[7],在此基础上的盈利才是正当的、合乎道德的。企业的基本使命是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满足消费者需求,利润则是社会对企业的回报,是企业满足社会需要的一种自然结果。企业只有被当作一种社会组织而不是单纯为所有者聚敛财富的工具来看待,赋予其社会责任,才能真正具有合法性和生命力。

在自由市场经济时代,企业唯一的责任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类企业基于内部成本收益计算,完全不考虑对环境消耗支付代价的问题,结果造成日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问题,企业被贴上“追求经济利益的经济动物”的标签。在公众的强烈要求和政府干预之下,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环境保护法等法律相继出台,企业在原有的增进国民财富的经济责任之外,被赋予了他律性的法律责任。1960年代之后,随着企业公民的觉醒,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动机,已从最初对环保组织责难与压力的被动回应,以及对环境法规的消极遵守,转变为自律性的道德责任。可以看出,正因为企业对自身利益的无度追求破坏了公共利益,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政府和公众才对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提出了强制性要求,迫使企业将目光从内部利益的增进扩展到外部利益的维护。

当前,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表明人类以征服自然、掠夺自然为特征的工业文明走到了尽头,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就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本宗旨的生态文明。企业公民正是生态文明的微观基础。环境资源作为当代人和后代人共同享有的资产,任何主体都无权肆意利用和滥加破坏。社会允许企业控制和支配环境资源,同时要求企业对环境、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承担责任,维护人与资源环境的和谐,这是生态文明伦理观的体现。污染作为与生产经营活动相伴随的副产品,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环境法规所允许的合法性。但公众对污染的容忍程度是越来越低的,这促使企业主动承担大量非法定状态的环境责任,以提高自身生存的道德合法性。因此,公民对环境责任的承担,是对全球环境恶化的积极应对,是社会理性反思的必然结果。

三、企业公民履行环境责任的可能性:环境责任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分析

在一个健全的市场制度下,企业追求利润与承担环境责任之间,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基本一致的。当今生产技术范式的变革,市场环境和竞争规则的改写,使得企业有可能通过履行环境责任来获得持续的经济收益,甚或将强化环境责任作为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一)循环经济技术为企业公民承担环境责任提供了技术可能性

在末端治理的范式下,企业要减轻生产过程中的环境影响,就必须增设污染处理设施,从而提高生产成本,这导致了众多企业在生态绩效改善与经济成本提高之间的两难选择。而以“减量、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的循环经济技术的诞生,蕴含着经济效率与生态效率双重改进的可能,这在企业“投入—生产—产出—回收”链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体现。在投入系统中,原材料、能源投入的节约意味着物料成本的降低;在生产系统中,有害物质的零排放、低排放往往伴随着生产的精细化和生产率的提高;在产出系统中,环境友好的改进型产品可能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IBM的“社区伙伴”计划仅在2000年就为市场贡献了6个新产品和15项新的服务项目;在消费环节,企业承担对产品废弃物的回收、处理义务,固然会产生一些额外的支出,但也可获得废物利用的额外收益,美国3M矿业公司每年从废弃物回收中节省近1亿美元成本支出。通过节能减排产生效益,已经成为许多企业新的利润增长点。

(二)履行环境责任是在新的市场竞争规则下实现永续经营的需要

在全球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今天,对环境责任的主动承担不饬为提升企业公共形象的有力武器。企业能够借此赢得政府及公众的认可和奖励,提高自己的声誉,进而提高销售量和顾客忠诚度,获得“品牌溢价”。在行业内部的竞争中,率先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企业,可以获得“先动优势”,甚至凭借其对行业标准的影响力来确立和巩固自己的领先地位,这正是一些大企业带头实行“自我规制”的市场动因[8]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大批企业加入了“全球契约”这一非强制性的自愿协议,企业社会责任已经从发达国家个别优秀企业的标准推广为大部分企业进入某些市场的基本要求。“为了公共利益自愿花钱表面上看似乎是减少了利润,但从长远观点看,实际上却有利于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因为这种行为最终将产生企业运营的更好的氛围或文化”[9]

而一个“社会表现”不佳、不愿付出环境治理成本的企业,会承担巨大的经营风险和环境风险,最终丧失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1989年美国埃克森公司因原油泄漏事故招致巨大的环境破坏,该公司在事件处理过程中的恶劣态度更是激起公愤,结果被处以高达几十亿美元的罚款,相关诉讼至今尚未结束。

(三)履行环境责任是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获得青睐的重要砝码

在当今国际金融市场上,股东们在投资时越来越注重企业的环境责任感和绿色形象,良好的环境表现会提高公司的预期利润及其股票价值,而被列入环境违规名单的企业的市场估值则明显下降[10]。这种全新的责任投资理念产生于公众持股规模日益扩大的背景之下,反映了千千万万个投资人的道德价值和社会价值取向,颠覆了证券投资只注重财务收益指标的传统。2006年联合国发起“责任投资原则倡议”(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截止目前,掌握着8万亿美元的金融机构已经签署了这项倡议,表明这些金融机构将“寻求那些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方面有适当表现的实体进行投资”。著名的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美国多米尼400社会指数在筛选指数成份股票时,将企业的环境管理、生态效益、环境报告等作为重要的标准。

简言之,与纯粹的经济动物相比,企业公民的竞争力更强。企业公民的蔚然兴起,正是企业家阶层的内在需求与21世纪迅速崛起的社会理性相结合的产物。

三、我国企业公民生存的制度环境及其改进

要使企业公民成为普遍的发展策略,必须营造适宜于企业公民生存发展的制度环境,这要从政府推动、社会监督、企业自律三方面去构建。

(一)强化政策法规对企业公民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现实世界中,企业公民“名利双收”的好事虽然存在,但仍有相当多的企业在履行环境责任上处于被动地位。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由于融资途径单一,环保投入不足,技术工艺落后,履行环境责任面临着很多障碍[11]。鉴此,各级政府应积极创建环境经济政策工具,综合运用财税扶持、信贷优惠、技术示范、政府采购等手段,对厂商的环境友好行为给予经济援助和鼓励,降低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风险和成本。我国应在现有试点的基础上,研究制定节能和减污自愿协议实施办法,鼓励企业制定切实可行又高于一般水平的能源和环境目标,并为自愿执行环境管理体系尤其是ISO14001的组织给予优惠,比如减少检查频率、缩短审批时间、简化许可程度、减轻惩罚以及报告要求等形成有助于建设生态文明的政策体系。

当企业的利润追求与社会责任发生冲突时,政府的监管和法律的制裁对于保障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必不可少。特别是在企业公民形成的初期,来自政府及其他权威组织的强制性驱动力往往发挥主导作用[12]我国现行环境法规对污染企业的惩罚力度过小,“污染者付费”原则没有完全落实,一些破坏环境的企业和行为游离于法律规制之外。这不利于企业公民的培育。鉴此,必须加快循环经济立法进程,加重企业在生产经营全过程中的环保责任。对于高污染型企业,必须强化“命令—控制型”规制。当环境违法成本远远高于守法成本时,履行环境法律义务将成为企业家的理性行为。严格的环境规制还有可能成为激发创新的契机,迫使企业通过“创新抵偿”来寻求新优势[13]

(二)建立信息披露和社会监督机制

利益相关者(消费者、投资者、社区等)对健康与生态的日益关注,及其对公司治理的参与和监督,是促使企业公民承担环境道德责任的规范驱动力。这里的关键是通过信息公开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譬如,完善环境标志(Eco-labelling)等制度,使顾客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或者零成本识别产品的绿色化程度,是通过消费者集团“用脚投票”推动企业公民建设的重要手段。应当要求中央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率先建立公司责任报告制度,并由具有社会公信力的第三方来出具审计意见,还要逐步建立完善环境成本会计制度,以全面考核评价企业的环境绩效。要尽快建立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以发挥股东和投资者的监督作用,通过资本市场为那些坚持可发展模式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降低它们的融资成本,催生更多的主动承担环境责任的企业公民。

(三)建立企业公民履行环境责任的自律机制

保护环境是一种法律责任,更应该成为企业的自觉行动。企业公民理念引进中国的时间不长,多数企业对其还比较陌生,相当一部分企业尚未意识到自身应承担的环境责任。因此,提高企业对环境责任的认知度,成为培育企业公民的前提。一要充分发挥媒体的宣传引导作用,营造“承担环境责任光荣、逃避环境责任可耻”的舆论氛围。我国政府不妨借鉴英国的做法,设立并公布各公司的环境责任指数,以便通过社会舆论的力量对企业施加影响。二要把企业公民环境责任纳入企业文化建设当中,使其得到员工的认同,通过不断的组织学习来创建环境友好型企业。

当企业对环境责任取得共识之后,就需要依赖市场经济制度来建立起自律机制。企业的环境责任来自于环境资源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环境资源获得了收益,就应该为此支付成本,这是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的体现。资源越稀缺,价格越高,企业越需要付出更多成本,从而会自觉地节约资源,这是把企业利润与社会责任统一起来的结合点。因此,必须改变过去那种“资源无价,原料低价”的扭曲现象,建立起一个既能够反映企业内部成本,又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外部成本的产品和要素价格体系,从而诱导企业节约资源。此外,还应发挥行业协会作为自律组织的作用,通过向中小企业传播节能减排经验、推广技术、提供信息、加强人员培训等措施,帮助企业提高能效水平和环境绩效。  

总之,在完善的制度环境下,企业公民完全可以调和自主经营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企业公民承担环境责任,是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企业贡献于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The Center for Corporate Citizenship at Boston College,2005,“The Value Proposition for Corporate Citizenship”. http://www·bcccc·net.

[2]Carroll, A·B. The Pyramid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ward the Moral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al Stakeholders[J].Business Horizon, 1991,July-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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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单忠东等.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报告(2006[R].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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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Ruth Hillary, Nils Thorsen. Regulatory and self-regulatory measures as routes to promote cleaner production[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999(7)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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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周玮.中小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存在四大障碍[N].中国环境报,2005-01-18.

[12]Milstein Mark, Stuart L. Hart and Anne S. York. Coercion Breeds Variation: 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Isomorphic Pressures on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A]. In Andrew Hoffman and Mare Ventresca, eds., Organizations, Policy and the Natural Rnvironment: Institutional and Strategic Perspectives[C].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ty Press, 2001.

[13]Porter, M.E. Green and Competitive: Ending the Stalemate[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September-October,1995: 120-134.

                     (原载《改革与战略》,200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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